本篇文章2643字,读完约7分钟
事实上,造成今天曹杨村垮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缺乏有效的保护和改造机制。老化的住房需要改造。政府只有有限的财力,居民没有财产权,因此不可能调动社会力量。
位于普陀区曹阳的一个村子里,三层白瓦红墙的房子沿着蜿蜒的小路整齐地排列着,就像一个小小的洋房社区。仔细看,每户人家的门外都挂着彩色的衣服和床单以及临时铁架。在白色的墙上,黑色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爬行。
房屋之间有充足的日照距离,但在层层绿树和每个家庭建造的铁和硼的覆盖下,只有一个狭窄的蓝天暴露出来。路上人很少,偶尔会有一个老人颤抖着走过。远处的楼上,不时传来两个家庭为他们占据了谁的“地盘”而争吵的声音。
在这座三层楼的建筑外面,私人电缆密集分布。
领先半个世纪
时间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那时,只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才能住在这里."老曹阳人周培春说,1952年,1002名劳动模范和他们的家人搬进了曹阳的一个新农村。
当时上海居民还在使用煤球和厕所,曹杨新村的第一批居民已经使用了煤气和厕所。
走进一个村庄,居民晾晒的汽车和被子停在社区的狭窄道路上,以前的邻居的笑声不复存在。
记者在曹阳的一个村庄外的街道上走着,发现所有的街道都是圆形的。周培春告诉记者,这里的房屋并不是对称整齐排列的,而是呈扇形分布,这样可以留出足够的日照距离。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拉里·佩里(Larry Perry)提出了“邻里单元”的概念,曹杨新村的总设计师王鼎用它来设计曹杨的一个村庄。
曹杨新村,曾经是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的住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70%外来租户的社区。
“社区中心是公共办公室和卫生站。学校、食物农场和其他日常生活服务设施分布在住宅区周围。整个社区就是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周培春告诉记者,“这种结合了欧洲花园洋房和上海传统小巷的设计和规划在当时的上海是非常先进的。”
“当时每个家庭只有三四个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平方米。厨房和浴室是共用的,但当时大多数工人使用工厂的浴室,所以他们不觉得不便。房屋之间的距离是目前上海日照距离的1.8倍……”周培春一一列举了这些配置。
曹杨一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中国“新村”的概念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后来,在曹阳先后建成了甘泉、宜川、同泰、顺义、石泉、金沙等一批工人新村。
半个世纪后的尴尬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小巷里的风铃和树影下邻居的笑声成了回忆。"时代变了,但曹杨新村没有变."曹阳新村历史博物馆退休干部周培春见证了曹阳新村几十年的变迁。"现代人能站在哪里分享煤和卫生设施?"最初的劳动模范和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发展成一个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家庭,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屋里。"
在这座三层楼的建筑外面,私人电缆密集分布。
走进曹阳一个村子里的一所老房子,房子是砖木结构的,外面覆盖着石灰杉木条。红色的木楼梯嘎吱作响,人们上楼的声音清晰可闻。墙上的石灰脱落,留下斑驳的痕迹。
一楼有三个单元,一个门口有九个单元。厨房都是共用的,但曾经共用的卫生设施经过改造后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家庭的独立,但只能容纳下一个抽水马桶。因为室内的空房间太小,所有不能堆放在居民家中的东西都被放了出来,狭窄的过道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脸盆、自行车、旧书旧报纸、纸皮箱...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被叫到居民家中处理纠纷。等了很久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小区的书记袁民强——气喘吁吁地走上楼,汗流浃背...
2012年底,袁民强来到曹阳的一个村庄,但在第三个月,他有了离开的想法。“用户之间的矛盾太多了。这个家庭在过道里放了些东西,而投诉占据了他的地盘。没有人想遭受损失。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就会去居委会闹事。”袁民强刚刚处理完一个纠纷。“这家人说他们放在厨房里的东西在隔壁被偷了,隔壁不承认……”
环境和社会问题继续困扰着这个古老的社区。
自第一批劳模家庭迁入新村后,新村成为单位分房,进入新世纪后,从曹阳的第一个村到第九个村,商品房不断兴建,有各种年龄的房屋。
袁民强挖出了一份名单。“那时候,只剩下9个家庭。有些人搬走了,有些人死了。”看一下这份名单上的备注栏,只有4个人是“身体不好”、“住院”、“脚残疾不方便”、“不能独立生活”、“身体健康”。
夏艳玲已经88岁了。她是上海第一批劳动模范之一,住在曹阳的一个村子里。如今,一对孩子成年后搬到了外面,只留下一对老夫妻。“那时候,是‘一个人住在新村子里,整个工厂都很辉煌’……”老人想起那一年,仍然情不自禁。这种强大的精神意味着它伴随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曹杨人,但现在这种“荣誉感”可能只存在于这些劳动模范身上。对于大多数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只有一个愿望:尽快搬家。
它能通过微转型成为一个宜居社区吗
2004年,曹杨新村一村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被拆除或改变,这相当于修复了过去的旧村庄。
经过对周围城市的治理,河水变得清澈了。
“外部结构不能移动,一些小修理只能在不改变大格局的情况下进行。”袁民强说道。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曹阳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项改造工程,将共用厨房相对分开,制成统一规格的炉灶。像蜘蛛网一样的私人电线整齐地缠绕着。
曹杨新村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事接待单位,60年来接待了来自155个国家和地区的7200多批、10多万名外宾。“当时,人们有了第一个工人新村的称号,但实际上,自从20年前曹杨新村有了新的公房后,它就不再把外国人带到村子里来了。”袁民强表示,目前的“做上海人”项目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来新建商品房。
2010年至2015年,同济大学王伟强教授及其团队对曹杨新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为社区更新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在谈到曹杨村的保护和发展时,他说:“实际上,今天曹杨村倒塌的原因很多。核心是缺乏有效的保护和转化机制。住房老化需要改变。政府只有有限的财政资源。没有产权,居民就不能动员社会力量。”
据王伟强介绍,目前,曹阳某村一些住宅楼的居民中,70%是农民工。因为村子里的房子小,位置好,租金低,所以很受欢迎。今天,三五个家庭仍然共用煤制卫生设施。“在调查中,原住民一致认为‘如果能在单户家庭中使用煤制卫生设备,生活环境可以大大改善’,但如何‘单户家庭’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对策。”
60多年前,具有先进规划特色、享誉国内外的工人新村,不仅延续了宜居社区的理念,还通过微观改造保留了历史记忆?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老曹杨和新曹杨人民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