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知识人，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一研究行业是晚清民国新闻史和知识分子史等。 有“十字街头的知识分子”等。

《书架近代中国:一个身体的阅读史》 作者:唐小兵 版本:东方出版社年3月

《人的环境》 作者:(美)汉娜·艾伦 译者:王寅丽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年4月

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有很多相似性，报纸和网络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崛起，社会舆论环境急剧变动。 新的媒体环境给处于这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同样的机会和挑战。 对于认真的历史研究来说，学者应该如何解决与媒体的关系？

知识分子研究与“走出象牙塔”

世代有世代的历史，世代的历史家也有世代的历史家的时代的大环境。 对青年一代学者来说，他们的学术生涯从开始到黄金时代，正好伴随着中国网络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近十年，随着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们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声途径。 对书房的学者来说，利用更丰富方便的新闻媒体资源，可以更好地向大众传达关于象牙塔的专业信息。 他们大多也通过媒体渠道热心介入公共生活。

但是学者和媒体的密切结合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和批评。 学者利用新闻媒体的资源对公众进行学术庸俗化，但也有人警惕“庸俗”会“庸俗”，使认真的知识纯粹迎合大多数人的兴趣，成为吸引眼球的碎片化的费用品。 而且，在现在的舆论场合，乖僻的观点往往压倒理性的提案，高雅的表现往往输给疯狂和粗俗。 良性公共讨论环境的缺乏对学者们的洞察是否真的有效地影响公共观念也打了个大问号。

太阳下没有新的事情，其实在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曾经面临着类似的机会和挑战。 那时，新式媒体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社会，但只是当时的“自媒体”，其实是指报纸这样的大众媒体。 新媒体给当时逐渐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发声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也是台湾青年历史学家李仁渊“晚清新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的话题。

在最近出版的书评集《书架近代中国:一个身体的阅览史》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小兵对亲友李仁渊的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现在是活跃在中国历史学界的青年学者，唐小兵的本科是在信息专家那里度过的。 偶然，日后读了领导人许纪霖的《另一个启蒙》受到了冲击，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以历史为志业”的道路。 日后，选择要点研究晚清民国新闻史和知识分子史也与这一情报系学习的经验有关。

自从写博士论文以来，唐小兵一直关注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关系。 近年来，除了专业的学术创作外，他还在各种媒体上撰写书评类的复印件，架起认真的知识和公共智慧的生活桥梁，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环境的改善。

对话唐小兵

新京报:进入历史学之门后，如何在历史学中阐明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这一具体的研究方向呢？

唐小兵:明确研究方向首先是前辈和伙伴的影响。 华东师大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镇，不仅是我的导师许纪霖，还是研究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当时的同门王晓渔、成庆、宋宏哥等都很出色。 受到同辈和师长的强烈刺激，当时我拼命读书。 然后，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带着深厚的人文从吕思勉到陈旭麓，从今年7月去世的王家范，从以前开始流传着比考证和思辨更长的历史研究，本校的杨国强教授、张济顺教授、杨奎松教授、刘引擎 除了华东师大人文以前流传以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从余英时到王泛森的文史研究以前流传下来，他们的研究议题、做法、视野和文章风格等成为我百读不厌的古典。

除了同伴的影响，我至今为止学习情报学的经验也有帮助。 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能从比较熟悉的行业出发。 那当然和信息有关。 第一次和许老师谈论硕士论文的选题时，他说想研究著名记者阵容的储安平。 许老师听了之后，你研究储安平，谢泳，能超过戴晴的水平吗？ 我阅读了戴晴多年前出版的小册子《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非常感动。 我想想，我觉得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平。 这时许老师既然教过新闻史，也有专业背景，所以去看看《大公报》的周论文，看看能否对围绕舆论的问题进行一点研究。

开始看史料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大公报》《周论文》有很深的兴趣。 因为这些副本大多讨论我关心的公共议题，包括民主和专制、教育变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所以我把信息传播学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做了关于20世纪30年代舆论的研究。 成为博士论文后我把这个议题扩展到了上海的“申报”“自由谈”上。

新京报:《十字街头的知识分子》等作品中，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媒体关系的研究。 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其中之一是媒体环境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 当时可能是报纸这个大众媒体的兴起，现在是网络。 你不知道和当时相比，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之间有什么关系？

唐小兵: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新式媒体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 新媒体其实为晚清哪个科举不顺的失意文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公共影响的平台。 特别是科举完全废除后，知识分子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这些发声的途径很重要。

而且，寂寞的知识分子突然掌握了这种传达的利器时，容易产生骄傲和膨胀的心情。 言论的作用被赋予了不现实的期待，有时很多知识分子为了达到撼动天下的效果而做一些夸张的推进。 比如清末满族人和汉族人民代表大会大部分是隔离住的，日常生活也不太交叉，从当时开始知识分子就为了革命的动员虚构了许多汉族和满洲人之间的冲突。 了解新闻史的人知道，中国报纸一开始就重视政治论，不太强调服从信息的专业主义，对事实的调查标准不严格。 所以，在那个时代，新媒体总体上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了一点启蒙观念的普及，但也导致了舆论的沸腾。 这些引起舆论的发言往往不基于事实。

我现在经常和我的学生说话。 还是读尽可能多的书，特别是古典著作，这些才能在逻辑上养心。 你上网冲浪要四五个小时。 也许你最好静下心来做一个小时的优质认真阅读。

新京报:晚清时期新媒体的出现说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现在的媒体环境给想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悖论。 在大学认真研究的学者如果想影响社会，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 这样的知识传递很可能会使他们传递的副本庸俗化、碎片化、变得不认真。

唐小兵:这是个大难题。 由于良性公共空之间的退化，许多非常感性的学者不愿意向公众发声，另一方面，关心公共议题的学者变少，间接学术圈被关在象牙塔里炫耀，引起各种学术黑话的大量繁殖。 我自己也很担心。 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变化。 比如许纪霖老师、葛兆光老师、刘引擎老师、还有我的朋友周瀛老师等，在尝试利用网络平台影响很大，是否能尽量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向公众传递优质的知识。

当然，历史学家研究了很多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我认为不容易与时俱进，但另一方面，心理上也非常幻灭，不容易适合虚无主义的地方。 如果知识分子不懈努力，舆论环境有可能逐渐好转。

青年历史学家“我在看”

“艾伦对现代人的生命状况、心灵生命和公共生活的反思，可以让我们超越时代的结构限制和困境，提供人文主义的理智之光。 ”(唐小兵)

采录/新京报记者刘亚光